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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林党到底是些什么人，究竟代表谁的利益？
首先，我想质疑一下提问，至于前两部确实黑了东林党，但是当年明月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又哪里在为阉党翻案？我看这本书中基本上都是在痛斥阉党，而对于东林党，没有黑，也没有赞成，赞扬了其中的一部分人，也不满了其中的一些事，准确来说，确实不失公允。
接着，我想说一说我对东林党的了解，他们是一群在朝中得不到重用的士人，把自己得不到重用的原因归咎于奸人把持朝政，朝纲不清，又把这些观点传授给一代又一代人的一群书生。而反对的奸人，就是一开始的齐、楚、浙三党，和后来的天启阉党。
在天启年之前的东林党，我认为是纯粹的东林党，一帮虽然自命不凡，虽然也参杂利益，虽然也有虚伪狡诈，但是总体来说是一心为了朝堂社稷的人。但他们做法最大的问题在于，把人一棒子打死，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错的，就应该让他们东林党去制定一切规矩，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党争，反而使得朝廷更加不得安宁。
天启初年的东林党是全盛时期的东林党，从杨涟抢回了木匠朱由校开始，他们就已经站在了这个帝国的高峰，说起来，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接下来应该是重扶朝纲，匡扶社稷，而凭其中的杨涟、左光斗、黄遵素等人，也是可以使朝廷往好的方向发展的。但其中出现了一个破绽，汪文言。
总的来说，汪文言不是一个坏人，他有底线，有能力，但是他不干净，从而让阉党找到了突破口，一举让东林党落下了政治的舞台，而后来的东林六君子，七君子，其实就是东林党最后的坚持，在这之后，亦无东林！
感谢邀请，无常的小跟班很高兴参与这个问题讨论。我给简单粗暴分析一下。
1，大明一朝276年，大部分时期都是中央财政没钱啊，越到后期朝廷越没钱，尤其到明后期连基本军饷发不起。为什么朝廷没有钱？？因为税收收不上来。为什么税收制度不合理？？因为税收制度是既得利益制定的。谁是既得利益者？？当然是以东林党为首江南豪绅们。
2，当剥削到了零点的时候，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明末的天灾就是那个星星之火，李自成就是那个压垮明王朝一根稻草。
3，满清注入中原后，为什么对江南大肆清洗。因为财富就在江南啊。满清当然是为了钱哈！因为多尔衮这个蛮子，可不吃东林党那一套。
4，当一群饿狼看到一群肥羊的狼会怎么想？？？
无疑满清就饿风了狼，东林党为首豪绅就是养肥羊。最讽刺的是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？？？
东林党，是以较为正直的中下层官吏为主，因反对皇帝、太监和内阁的弊政逐渐走到一起形成的政治集团。
东林士人基本都是清官，基本都出身于中小官吏家庭，他们所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和贫民的利益。并不是现代一些人所说的代表“江南大商人的利益，个个富得流油却抗拒商税想，导致明朝国库无钱，导致明朝灭亡。”相反，他们的对立面是大商人，他们才是代表大商人的利益。
明朝皇权极强，皇权所派生出的宗室，外戚，宦官等利用特权大肆兼并土地，与民争利。皇亲国戚不用交税，内阁大臣逃税，东林党人建议少给皇亲国戚赐地，要向富商豪绅收税，从而减轻百姓负担。
因此，东林党人应是晚明政治中难得的一股清流。却无奈国家大势已去。
东林党在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中的解释是：“明后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团体。万历中，人顾宪成革职还乡，与同乡高攀龙及武进人钱一本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，评论时政。不少朝臣遥相应和，失意士大夫闻风趋附。时人谓之东林党。”
然而，不少人对这个解释提出了质疑，认为这个解释过于浮泛。“时人”究竟是哪些人，是“东林党人”自己，还是反对“东林党”的那些人？
如果检索创办东林书院的顾宪成、高攀龙、钱一本等人的文集，根本找不到他们自称东林书院及其同人为“东林党”的文字。既然顾宪成等并不自称为“东林党”，那么，“东林党”必是政敌对东林书院的诬称。事实就是如此。
东林书院名闻大江南北的讲会，并不是为了议论政治，而是议论儒学。《东林会约》规定：“每会推一人为主，主说四书一章，此外有问则问，有商量则商量。凡在会中，各虚怀以听，即有所见，须俟两下讲论完毕，更端呈请，不必掺乱。”
上图顾宪成
与这种院规相呼应的是，顾宪成严格规定不得过问政治，不得“评有司短长”，“议乡井曲直”。顾宪成去世后，主持书院的高攀龙依然保持这一传统。天启初，高攀龙出山赴京，书院事务由吴觐华主持，吴遵守顾高的既定方针，重申东林书院的院规：“自今谈经论道以外，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，一切有闻不谈，有问不答，一味勤修讲学”；“会中一切是非曲直，嚣陵垢淬之言，不以闻此席，至于飞书揭帖说单诉辩之类，不以入此门”。
上图高攀龙塑像
由于万历年间，官僚队伍中你争我夺，竞争趋于白热化。当时人喜欢以官僚的籍贯来区别派系，如浙党、昆党、宣党、秦党、楚党、齐党之类。这里的党，并非政党。政党起源于近代，如17世纪英国的辉格党便是现代政党的雏形；中国政党的雏形是19世纪末的兴中会，此前并无政党。明史上的党，是朋党的党，而非政党。
因为受李三才在政争中的牵连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李三才与顾宪成联系起来一并诬称为“东林党”。始作俑者徐兆魁之流声称“顾宪成讲学东林，遥执朝政，结淮抚李三才，倾动一时，孙丕扬、汤兆京、丁元荐角胜附和，京察尽归党人。”
徐兆魁之流动辄诋诬对立面为“党”的做法，令人不满，工部虞衡司主事沈正宗上疏呼吁“保护善脉”：“魏徵曰：自古上书卒多激切，即似讪谤，惟评其可否。忠臣告君如此，上书天子不嫌讪谤。今一阁部书，便‘遥制国是’弹射不休矣。呜呼，范滂、李膺（东汉遭党锢之祸的清流名士）可对狱吏，司马诸贤（司马光等“元祐党人”）可榜朝堂。自古正不胜邪，寡不敌众，往往皆是，今何足怪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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