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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女性的“贞洁观”是如何诞生的？
古代的贞洁观是随着朝代的改变而一直在变化的。准确地说，贞洁观是特定时期的产物，在中国古代社会初期，是没有贞洁观的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文化越没落，社会越封闭，“贞洁”这个词就越是强烈。
在隋唐时期，封建社会发展进入上升期和繁荣期，不仅在各项制度，对外政策和外交方面都放开，对于女性来说也没有太多的道德约束。儒家的传统“三从四德”虽然有一定的制约，但是在当时的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，也并没有达到后面那种从一而终的地步。唐高宗李治纳父亲的妃子武则天，唐玄宗更是纳了自己儿子李瑁的媳妇。那个时候，“改嫁”也并不是什么大事情，隋炀帝的妹妹兰陵公主先是嫁给了王奉孝，又改嫁柳述，时人也并没有指指点点称之为有违道德。唐朝时期，上层妇女更是没有舆论压力，公主们改嫁已是家常便饭，嫁过两次的有二十五位，嫁过三次的也都有三位。这种现象是自上而下的，民间百姓也是如此。在隋唐时期，可没有说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也没有说夫君写下休书，那边立马上吊。在那个时代，择偶都是相对自由的。直到五代时期，中国的“贞洁”观念也还是比较宽容的。到了宋代，一切都开始了变化。宋朝理学的盛行，什么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口号喊得震天响，但是由于当时统治阶级的不在意，程颐所提倡的“失节事大”也就没有受到百姓的待见。理学关于贞洁观，在当时宋朝各阶级看来都是和现实格格不入的。女性照样抛头露面，浓妆艳抹，寻找自己的爱情。男人们娶已婚妇女也并没有觉得低人一等。不过，虽然对宋代百姓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理学关于贞洁观的概念已经传达下来。
到了元明清时代，“贞洁”这个观念开始强化，并逐步上升到了统治阶级非常重视的程度上来。再婚被视为无法忍受的耻辱，“贞洁牌坊”成了妇女们追逐的目标。甚至夫死妇随，也上升到了大家赞扬、鼓励的奇葩程度。史书中加入众多守节妇女的描写，《明史》中就有记载，“陈氏…父母谋改聘，女缢死。”，都到这种程度了，“贞洁观”自然就成了女性的沉重束缚。
腐朽的旧道德传统，约束、残害了多少中国古代妇女，这种糟粕思想显得如此可笑，和男权主义思想一样，这种思想注定需要被淘汰。参考资料：《明史》、《古代贞操观》、《女性悲剧命运的历史见证》
作者：我方团队明清
中国的女人自由的解放自己的“双脚”，似乎也没有多少年。孙中山在民国建立后，开始推行《劝禁妇女缠足令》，其辐射范围也仅仅几个有限的大城市。而除此之外的广大农村，几乎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。一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，政局稳定，妇女解放运动才真正的开展起来。
即使如此，五十年代很多穷乡僻壤乡照样有“裹脚者”。如此算来，中国的妇女被当成平等的一员，也不过才一个甲子多。正是因为妇女解放的时间不长，所以经常会出现一些封建沉渣时不时的“回光返照”，例如某老妇大谈“三从四德”，某些网络评论支持“裹小脚”。
前些日子，河北某地的学校，又出现要求女学生将露出脚踝的裤子放下，据称是“为了健康”。暂不提，中医“寒从脚起”“血气受损”等等“玄妙”说法，单看这“一片苦心”，听起来就很有意思。 不管是“三从四德”的沉渣泛起，还是“为了健康”的“放裤脚”，背后统统藏着一个幽灵，那就是数千年来的“贞节”观!而这个“贞节”观的主导者就是落后腐朽的礼教。翻看中国历史，文化越是没落，社会越是封闭，“贞节”的噪音越是强烈。
隋唐时，中国处于封建的社会的上升阶段和繁荣时期，不仅在政治制度、民族政策、外交关系等方面，而且在妇女的道德约束也颇为开放。儒家的传统“三从四德”虽然对社会有一定制约，但是，在强大的自由开放的社会风气之下，传统的“贞节”观受到了动摇。最能体现这种开放特点的莫过于妇女的“改嫁”。隋炀帝的妹妹兰陵公主“初嫁王奉孝，后来嫁柳述”，社会上也并没有“有违道德”看法。到了唐朝，上层妇女更是不以再嫁为耻。
根据《唐书·公主列传》的记载，当时再嫁的公主有二十八人，其中嫁过两次的占二十五人，嫁过三次的也有三人。统治阶级如此，民间的百姓亦然。除此之外，隋唐的婚嫁风俗的开放还表现在青年男女择偶的相对自由、男女关系比较随便以及民族婚姻频繁等方面。这种婚嫁状况与前朝的“从一而终”和后代的“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”截然不同。 隋唐五代的寡妇改嫁，放到现在来看也是颇为“前卫”。唐玄宗时期，中书侍郎严挺之的妻子，在离婚以后，又嫁与蔚州刺史王元琰，后来又离婚，三嫁崔氏。当她嫁给崔氏之后，王元琰犯了罪，被严挺之搭救。唐玄宗怀疑严挺之徇私枉法，张九龄为严挺之辩护说：“此挺之前妻，今已婚崔氏，不合有情。”唐玄宗反驳道：“卿不知，虽离之，亦却有私。”最后，严挺之、王元琰都因此获罪，甚至张九龄也受到了牵连，丢掉宰相的职位，严挺之的妻子不仅三次改嫁，而且在离异之后，夫妻之间关系并未反目成仇，甚至前夫与后夫之间还保留着比较亲切的关系。
即使五代时期，中国的“贞节”观念也还保持颇为宽容的看法。后周的太祖郭威，一生四次婚姻，次次都是找的寡妇。郭威当“军校”(***之职的军官)时，娶了后唐庄宗的嫔妃柴氏为妻，死后追谥为圣穆皇后。这是郭威的第一次婚姻。柴氏去世后，郭威又娶了杨氏为妻，而杨氏此前嫁给石光辅，石光辅死后寡居。这是郭威的第二次迎娶寡妇。杨氏以后，郭威又纳张氏为继室，而张氏也曾经嫁给武从谏之子，后来寡居。这是郭威第三次娶寡妇。郭威称帝后，有董氏，为杨夫人乡亲，先嫁刘进超，后成寡妇。杨氏生前常称赞董氏贤惠，郭威又娶董氏为妻。清朝著名历史学家赵翼在《廿二史札记》中说：“前后死娶，皆再醮妇”，从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风气。
进入宋代，理学逐渐盛行，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口号叫的震天响，可是程颐喊破喉咙的“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”的“贞节”观，在宋代社会各阶层听来与现实格格不入，依然我行我素。尤其是女性对此并不留意。她们照样抛头露面，浓妆艳抹，在芸芸众生中寻找自己的爱情。当时女性的选择配偶和再嫁相对比较自由，加上宋代妇女在家庭中有相应的财产继承权，因此妇女再嫁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。男人娶已婚妇女为妻也不觉得低人一等。在宋代整个三百年间，即使理学们一再强调“三从四德”的“贞节”观，但是，实际并没有对宋代老百姓有什么实质的影响。
元、明、清，“贞节”观念开始强化，并且向宗教化的方向发展。宋儒以来的倡导的礼仪规范，越来越深入到家庭和婚姻之中。再婚被看成耻辱，“守节”成为***嘉奖的行为。明清时期，所谓“贞女殉夫”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史料当中。《明史·列女传》中记载：“陈氏，祥符人，字杨瑄，未嫁而瑄卒。女请死，父母不许，欲往哭，又不许。私剪发，属媒氏置瑄怀。汴俗娉女，以金书生年月日畀男家，号定婚贴。瑄母乃以贴裹其发，置瑄怀以葬。女遂素服以居。亡何，父母谋改娉，女缢死。”类如这样的记载，明清史料中层出不穷，明清地方志也都有大量的记载。“贞女殉夫”现象的出现和增多，是“贞节”观泛滥的直接后果，也是“贞节”观宗教化的必然结局。不顾事实，不惜生命，愚昧麻木，守节的“贞女”只是成为封建***牺牲的托盘上增加了几份祭品而已。 历史潮流不可逆转，落后腐朽的旧道德***的阴魂虽时不时冒出头来，呼吸一下，以示自己的存在，但已经无法阻挡残害女性的“贞节”被彻底的砸烂。那些想靠着几句话或依靠权力推行“贞节”观的人们，最终得到的只是历史无情的嘲笑。